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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規範涉企收費 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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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8-13 08:42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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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經國務院同意,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财政部、國資委、銀保監會等七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違規涉企收費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國市監競争〔2019〕150号),從“嚴格落實責任,加大違規涉企收費查處力度”“事項一律公開,充分接受社會監督”“加強綜合監管,建立健全治理機制”三個大的方面對治理違規收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時也提出了更有針對性的十二項具體措施。這是市場監管總局等中央部委通過清費降負,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決策,也是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打造優質營商環境的重要舉措。
  治理整頓涉企收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一直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通過有效整頓涉企收費,為企業增收節支,對于激發市場活力、抵禦經濟下行風險,具有積極意義。相對于之前對涉企收費的整頓治理,此次治理整頓措施有如下特點。

主體責任明确,覆蓋面廣
  第一,本次治理整頓主體責任明确。此次治理整頓由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委共同行文,其中市場監管總局是涉企收費工作的監督檢查機關,國家發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部是涉企收費政策相關部門,民政部、國資委是行業協會等涉企收費主體的登記、管理部門,銀保監會是與企業聯系密切的銀行業、保險業的主管部門,同時這些部門有不同的涉企收費項目。由這些政策部門、監管部門、行業主管部門聯合行文,并且各項具體措施均有明确時間表,又都落實到具體的責任部門,能夠确保整頓措施的落地,保證治理的成效。
  第二,本次治理整頓措施覆蓋面廣,幾乎涵蓋了所有涉企收費項目。根據《通知》要求,此次涉企收費治理整頓的範圍非常廣泛,從治理整頓的涉企收費項目性質上看,既包括全國性政府基金、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包括實行政府定價的經營服務性收費;既包括政府部門将本應由自身承擔的費用轉嫁企業的收費項目,也包括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下屬單位借用行政權力進行的違規收費,還包括商業銀行以貸收費、浮利分費等違規收費。

自查自糾與随機抽查、社會監督相結合
  我國的涉企收費主體龐雜、名目繁多,這也是長期以來得不到根治的原因之一。為提升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本次治理整頓采取了自查自糾與随機抽查、社會監督相結合的治理模式。
  第一,此次違規收費治理整頓要求開展自查自糾。《通知》要求國務院各部門要切實履行行業管理責任,對照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要求,結合相關政策,抓緊對涉企收費情況進行調研摸底,認真組織在本行業、本系統開展自查,對自查發現的違規收費行為要立即整改、限期退還,并且要舉一反三改進内部管理,堅決杜絕本行業、本系統出現違規收費行為;企業反映違規收費較為普遍的問題,各商業銀行總行要嚴格對照“七不準、四公開”,在全銀行系統組織自查自糾,堅決清理規範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存在的違規收費行為。
  第二,通過随機抽查和曝光典型案例,加強對違規收費行為的外部監督和制約:要求市場監管總局、銀保監會等結合各部門、各商業銀行自查自糾情況,對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商業銀行分支機構、行業協會以及企業反映問題較多的其他領域進行随機抽查,對抽查發現的典型案件予以嚴肅處理并及時公開曝光。
  第三,加強涉企收費的公開力度,充分接受社會監督。《通知》要求國務院各部門要梳理涉及本部門職責的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對确有依據要求企業接受第三方服務的事項、政府部門行政委托事項、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等涉及向企業收費的項目,要在本部門官方網站公布,接受社會監督;對于下屬單位的收費事項,要在官方網站統一公布收費項目、收費标準、收費依據、收費性質和服務内容等,自覺接受社會監督。
  通過自查自糾與随機抽查、社會監督相結合的治理模式,可以有效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實現治理目标。

注重綜合治理,建立長效機制
  自199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中發〔1990〕16号)發布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先後發布過許多治理整頓針對企業的亂收費的文件,但一直未能建立起穩定、成熟、高效的完善治理機制,本次治理整頓在涉企收費的綜合治理以及建立長效機制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進行了有益嘗試,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完善舉報投訴查處機制,并建立治理成效評估機制。《通知》要求建立違規涉企收費舉報投訴線索高效查處、信息共享、聯合懲戒等工作制度,降低企業維權成本,提高對涉企收費的監管效率。同時,為了保證治理成效,由減輕企業負擔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結合企業減負調查評估工作,建立治理違規涉企收費成效評估機制,引入第三方對各地區、各部門降費減負和治理違規收費情況進行評估。
  第二,依法依規規範中介機構行為。現實中大量的違規收費,是中介機構利用行政影響,通過各種形式實施的。為實現對中介機構違規收費的綜合治理,《通知》要求加快推進中介機構與審批部門脫鈎,放寬準入條件,加快市場培育,推進中介服務标準化,通過市場充分競争形成合理價格;加強對中介機構的事中事後監管,糾正中介機構利用行政職能或行政資源壟斷經營、強制服務、不合理收費等問題。
  第三,健全治理涉企收費的法律體系。目前,我國針對涉企收費的規定散見于各單行法律、法規、規章或者相關規範性文件之中,尚沒有一部綜合性的法律,甚至還沒有一部專門的行政法規對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涉企收費進行專門規定,也缺乏針對違規收費的權威、統一的法律責任和執法程序規範,這是違規收費屢治不效的法律根源。為此,《通知》明确提出要研究推進收費監管立法,完善收費監管制度,進一步明确各類違規收費行為的法律責任,增強各類收費主體依法收費意識等。我們相信,一部治理違規收費的專門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出台,對于從源頭上治理違規涉企收費行為将具有決定性作用。
  除此之外,《通知》還要求在取消或者減免相應的涉企收費項目後,按規定應當由财政予以保障的經費支出,須納入政府預算予以安排。這對于從源頭解決以保障預算安排為由的亂收費問題具有積極意義。
  近年來我國對涉企收費的治理取得了明顯成效,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營商環境報告》,我國營商環境較去年大幅提升32位,首次進入世界前50位,并且跻身今年世界營商環境改善前十名。其中就有我國持續治理整頓涉企收費的貢獻。通過治理整頓涉企收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打造優質高效的營商環境,極大提升了國際國内對我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認同度。相信随着本次治理整頓涉企收費各項措施的落實,特别是随着涉企收費治理整頓法律法規體系等長效治理機制的建立,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目标一定會盡早實現。

□暨南大學法學院 郭宗傑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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