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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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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7-23 10:06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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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構建相适應的市場監管新機制。會議指出,信用是市場主體安身立命之本。深化“放管服”改革,簡政放權要堅持不懈,公正監管必須落實到位,隻有管得好才能放得開。加強信用監管是基礎,是健全市場體系的關鍵,可以有效提升監管效能、維護公平競争、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符合中國國情
  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自1999年開始,2014年後之所以迅速發展,離不開黨和政府的強力推動。2012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的總體要求。2014年6月14日,《國務院關于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再次明确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概念和目标:社會信用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法律、法規、标準和契約為依據,以健全覆蓋社會成員的信用記錄和信用基礎設施網絡為基礎,以信用信息合規應用和信用服務體系為支撐,以樹立誠信文化理念、弘揚誠信傳統美德為内在要求,以守信激勵和失信約束為獎懲機制,目的是增強全社會的誠信意識,提高信用水平。
  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具有“中國特色”。在征信制度發達的美國,社會信用體系的運作主要是通過社會信用服務中介機構進行的。例如,美國有3家征信服 務 機 構 (Equifax、 TransUnion、Experian),其提供的信用報告在辦理抵押貸款、信用貸款、信用卡及私人學生貸款等方面起到關鍵作用。相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從一開始就是在政府主導下實施的、全方位的信用中國建設,符合中國國情。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主要體現我國政府管理方式的本質轉變。誠如有學者所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當代中國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偉大實踐,是史無前例的信用經濟社會管理模式變革。具體而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就是依靠技術和數據搭建信用信息平台,通過信用管理實現新的管理模式。對企業而言,政府就是要實行“寬進嚴管”的管理模式,真正實現“事前管标準、事中管檢查、事後管處罰、信用管終身”。對個人而言,就是通過一人一代碼,政府對其信用狀況進行記錄并實施獎懲。因此,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不僅是政府管理模式的質變,同時還涉及對社會主體的守信獎勵和失信懲戒,倒逼整個社會尊重法律法規、契約承諾,提高信用道德水準。
  國外一些學者指出,這個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如中國政府那樣實施一項充滿雄心和意義深遠的計劃,通過數據力量改變其治理社會的方式。中國領導人将社會信用體系視為維護民衆對政府信任的基石,并在監管企業和個人行為時向他們保證所有的決策制定以數據為基礎,而不是采取任意的舉措。這些學者預言,社會信用體系一旦獲得成功,就會根本改變國家與經濟、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以及國家本身的職能。這不但對中國産生巨大影響,而且會對其他國家産生重大影響。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正當性不容置疑
  正當性概念是法哲學、政治哲學的總概念,也可以解釋為合理性和合法性。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正當性不僅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還體現在其實際成效方面。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針對的是我國目前普遍存在的公德失範、誠信缺失的違法失信行為,目的是提高整個社會遵法守信的信用道德水平。因此,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治理的對象是全方位的,既對企業和個人,也對政府;既有懲戒,也有激勵。這種新的社會管理方式符合廣大民衆渴望消費安全、交易安全、市場安全的基本利益,因此是合理的。
  按照過往做法,我國政府在實施這種新的社會管理模式時,并沒有急于制定國家層面的立法,而是出台不少部委法規和地方立法,用來規制信用信息歸集和信用監管等方面的工作,并通過具體實踐為國家層面的立法奠定基礎。可以說,“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激勵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加大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威懾和懲戒力度”與“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運用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向社會傳導正确價值取向,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是相輔相成的。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指引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一定會更加規範、透明和有效。
  毫無疑問,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已經顯現出巨大成效。例如,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幹規定》,将“未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确定之義務者”(俗稱“老賴”)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并依法對其進行信用懲戒。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法院累計發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277萬人次,累計限制購買飛機票1704萬人次,限制購買動車高鐵票544萬人次,346萬名失信被執行人懾于信用懲戒主動履行法律義務。這不僅有效打擊了“老賴”,而且在較大程度上對政務誠信建設是有幫助的。據報道,在政務領域失信問題專項治理中,被列入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政府機構共5006家,經集中治理,一大批嚴重影響政府公信力的案件得到清理,整改率達99.7%,還款金額逾80億元。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在全球的排名已從第78位躍升至第46位,提升32位,首次進入世界前50位。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未來發展
  短短20多年,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發展迅速,社會治理成效顯著,正當性也得到進一步肯定。我們有理由相信,2020年後新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将對信用管理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尤其是國家層面的信用立法以及相關的理論研究作出更為具體的指引。因為這是符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的講話精神的。
  我國信用立法首先必須以《憲法》為依據。《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二十四條規定:“國家通過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紀律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範圍的群衆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憲法》其他條款如保護人權、保護社會主體财産權利、國家預算職能與審計監督規定,也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有關。這些相關條款為國家層面的社會信用立法奠定了基礎。
  我國目前與信用相關的法律有很多,但都不是直接的社會信用立法,也無法成為真正體現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核心内容的立法。建議制定一部專門的國家層面的信用立法,規制至少四個方面的重要内容:信用信息歸集的法律問題,信用監管的法律規定,聯合獎懲的法律規定,修複信用與其他救濟的法律規定。社會信用立法尤其要注意國家安全、個人隐私與信息披露之間的合理平衡。在立法中明确信用信息的歸集和使用應當遵循“合法、安全、及時、準确”的原則,維護信息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得危害國家安全,不得侵犯商業秘密和個人隐私。
  社會信用立法涉及公法與私法,同時承載公法(如《憲法》等)和私法(如《合同法》《公司法》等)領域的法律問題,屬于一種新型的立法,必須在《立法法》确立的權限範圍内審慎進行。同時,制定社會信用法必須堅持民主立法的價值取向,因為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不能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還應當整合行業協會商會、信用服務機構、金融機構、市場主體、社會公衆的力量,為打造社會主義新時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奠定紮實的基礎。
  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20多年,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未來應該注重加強理論研究,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律,探索數字時代信用體系建設的特點,探索信用法學理論,建立健全信用法學學科和培養信用管理人才。唯有如此,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才能真正把法律的規範性和理論引領性結合起來,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顧敏康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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